【文/王力 编辑/周远方】
距离2026年8月1日还有不足三个月，一部酝酿已久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即将正式落地，替代运行多年的试行版本，在法律层级和执行力度上均实现重大升级。
这部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制定，汇聚公安、医保、市场监管等多部委联合背书的行业法规，直指医药代表群体长期存在的商业贿赂、带金销售、统方回扣等顽疾，并将责任链条从一线业务员向上延伸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向下穿透至医疗卫生机构每位接待人员。
截图来自国家药监局
新规的核心逻辑是“穿透式”管理：医药代表须在全国统一备案平台实名登记，每次学术推广活动均需事先获批并留存台账；禁止统计医生处方量、禁止以任何形式给予回扣或礼品，违者将被公示、限制挂网乃至移送公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规首次将“向医药代表分配药品销售任务”列为持有人的禁止行为，直接挑战企业以“绩效考核”包装的变相销售激励。同时，新规设定了医药代表的学历门槛（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并大幅扩展商业贿赂的认定范围，涵盖礼品、消费卡、有价证券、股权及其他金融产品。此外，“穿透式信用评价”机制将行贿主体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深度绑定。
过去十年，中国医药流通体系积累了大量灰色地带——以学术会议为名的利益输送、以CSO（合同销售组织）为壳的账外返利、以差旅报销为通道的隐性回扣……这套运作逻辑，为众多A股上市药企贡献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也在一轮轮反腐风暴中屡次将头部公司推上舆论风口。新规的出台不是孤立事件，而是2023年以来史上最猛烈医药反腐浪潮的制度结晶。它将颠覆哪些玩家的既有商业模式，哪些企业的奶酪会首当其冲？此前已经暴露的负面案例，又预示着什么样的监管烈度？
新规重塑合规边界，医药代表学历硬性要求大专及以上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的出台，绝非一道简单的行业规范通知。
从条文结构来看，新规共六章三十五条，分别围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管理、医药代表备案、学术推广行为规范、监督处罚四个维度进行全链条约束。其中对上市公司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对“主体责任”的明确界定。办法第四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医药代表的药品学术推广活动承担主体责任——这意味着，旗下医药代表的违规行为，将直接追溯至持牌主体，公司不得以“委托第三方”为由规避法律责任。
这一条款在资本市场层面的震慑效应不容小觑。过去数年，部分上市药企惯于将销售环节外包给第三方CSO（合同销售组织），以此在财务报表上模糊销售费用的实质内容，并在行贿风险暴露时以“业务外包”为由推卸责任。但如今，这条路径已经被封死。
2026年1月，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肝素龙头上市公司常山药业（300255.SZ）的下游推广服务商因贿赂医生被查处。虽然直接行贿方是药店咨询服务企业上海海怡莱，但监管并未止步于此。
调查显示，2023年1月至12月，上海海怡莱销售推广总监袁某某通过微信向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医生顾某转账4笔好处费共计约3.5万元，对应时段该医生共开具万脉宁（常山药业的达肝素钠注射液）18275支，折算每支回扣仅1.92元。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2025年8月对此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国家医保局在2026年1月的通报中，进一步将第三方服务商的违规行为穿透至生产企业本身——上海市药事所已对涉案配送企业启动信用评价程序，后续将对河北常山生化药业公司（即常山药业）启动信用评价。这意味着，哪怕药企在合同里写满了“乙方不得进行任何商业贿赂”，只要钱最终流向了医生的口袋，上游生产企业就无法置身事外。
新规的联动机制同样令人震动。办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药监、卫健、公安、市监、医保等多个国务院部门须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行刑衔接等机制。这种“七路合围”的执法格局在医药监管领域实属罕见。
以国家医保局于2025年底通报的“鞍山市双山医院药剂科主任刘某红受贿案”为例，刘某红利用药剂科主任职务便利，在采购药品、增加采购业务量等方面为多家公司提供帮助，收受15人所送共计116.24万元。法院审理查明，其受贿行为发生于2013年1月至2019年5月，其中辽宁海悦医药有限公司——即扬子江药业集团的子公司——业务员每月在刘某红办公室内送钱款，共计10.2万元。该案于2024年12月由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并非扬子江药业第一次卷入类似案件。
截图来自国家医保局通报
公开裁判文书显示，该集团旗下子公司的业务员在多地医院深度参与商业贿赂，涉及头孢他啶、左氧氟沙星、地佐辛等多个品种，三年内涉案超过20起。在新规之下，这种“子公司行贿、母公司安然无恙”的局面将被彻底打破——行贿行为将直接穿透至集团层面，影响后者参与药品采购乃至签署医保定点协议的资格。
有业内人士告诉观察者网，所谓“学术推广”，在相当比例的基层市场早已是虚名。以统方为例——即统计医生处方量从而发放回扣——新规第二十四条已明确将其列为禁止行为，但这在部分地市级医院中仍有发生。
2020年，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典型案件作出判决：原黄山市人民医院微机中心副主任沈炜利用职务便利，通过统方行为为医药代表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金额高达1683万余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70万元。新规此次明确要求药监、公安、市监、医保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与案件移送机制，正是为打破统方等灰色操作长期依赖的“低金额、高频次、分散化”生存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新规还对医药代表的准入设置了明确的学历门槛：须具备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实际从事药品推广活动的人员中，有相当比例未能满足上述学历要求，部分甚至从未完成任何备案。新规落地后，这一灰色地带的人员将面临系统性的清退压力，而其背后倚赖该渠道的中小药企，则面临着销售网络的整体重构阵痛。可以预见，那些长期依赖灰色销售逻辑维持市场份额的药企，在新规施行后的首个财报季，将面临来自监管与资本市场的双重拷问。
截图来自新规附件
带金销售积弊深重，多部门联动重构行业生态
如果说新规在制度层面划定了红线，那么医药代表群体长达数十年的乱象，则是这场整治行动真正指向的靶心。
中国医药代表长期处于“学术推广”外衣与“带金销售”实质之间的撕裂状态。近年来，医药领域腐败案件持续高发，涉及GE医疗、西门子、扬子江药业、国药控股等企业，手段涵盖现金、购物卡、旅游费、虚假学术会议等。仅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医药领域立案2024年立案5.2万人（含医护人员、管理人员等），移送2634人。2025年全年查处医疗系统腐败案件超2800起，涉及金额超120亿元。
2026年1月15日，国家医保局通报“慈某龙行贿案”——山东威高集团昆明销售分公司业务员慈某龙，向普洱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贿送人民币39.5万元、美元9900元、200克金条，另向内设科室贿送耗材回扣119万余元。慈某龙因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20万元。
新规对“第三方推广机构”的连带责任作出严苛规定：持有人委托的专业组织不得纵容商业贿赂，否则同样承担法律责任。现实中，部分CSO公司已成带金销售的“防火墙”。2025年6月，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对某医药科技公司处以罚款12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64万余元。该案当事人主导了涉及国有药企、原料供应商、59家咨询公司等的套费计划，以“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向医务人员支付回扣近127万元。监管认定其“通过原料药采购和咨询费用两条路径完成资金体外循环”。
更具威慑力的是新规对“违规信息公示”的强制安排。涉商业贿赂的医药代表将在备案平台公开曝光；涉案持有人将被限制参与药品采购乃至签署医保定点协议。2026年3月，国家医保局通报汉方制药涉行贿案：按2025版裁量基准，商业贿赂超100万元认定为“特别严重失信”，面临全国禁标、产品下架；即使未达此标准，“严重失信”也将导致产品取消挂网资格。上市药企一旦被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势必引发机构减仓和股价连锁反应。
新规还配套了严厉的行政处罚法律。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将经营者行贿受贿罚款上限提至五百万元。同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2025年第3号公告），系统梳理学术推广、捐赠资助、折扣佣金等九大高风险场景的合规要求。上述制度共同构筑了医药企业经营的行刑双重红线。
市场与监管的博弈远未结束。但随着2026年8月1日的临近，一个靠关系驱动、回扣润滑的旧秩序炒股配资门户推荐网，正在被数据备案、信用评价、多部门联动的新机制加速替代。对已完成合规转型的创新药企，这是迟来的利好；对仍在“带金销售”惯性上的传统药企，时间窗口已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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